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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码看病、互联网+医疗 应多做便民加法
来源: | 作者:bjjfsoft | 发布时间: 9天前 | 121 次浏览 | 分享到:
当然,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和业态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医疗”的格局和边界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变化。

实名认证身份证、输入手机号、点击申请“电子健康卡”,江苏的周先生随即就能在省人民医院公众号,查询到自己的电子健康卡二维码,并用其在医院自助机上扫码完成挂号。据报道,江苏“上线”电子健康卡,实现“一码看病”。这引发舆论关注。所谓“一码看病”,就是就诊报到、缴费等过程,患者只要持手机里的二维码就可以“一码搞定”。该做法因便捷性等优点,得到业界肯定。


长期以来,医院各自发行就诊卡,不同医院的就诊卡不兼容,患者到一家医院就得办一张卡,成了久治未愈的顽疾。这耗费时间还是小事,更关键的是,医院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患者到了另一家医院,不得不重新做检查或从头开始治疗。


为此,很多城市推出了“一卡通”,后来又推出了全国“一卡通”,但医院自制的就诊卡也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出现多种卡并存等现象。部分患者由过去的“一院一卡”,变成了现在的“一院多卡”。


因此,推出电子健康卡二维码实现“一码看病”,有助于推动不同医院间的信息互通,并完成所有就医流程,解决患者“一院一卡、重复办卡、互不联通”的痛点。非但如此,医生通过此码,还能解读出患者的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等基本信息,使诊疗更具有连续性,也节省不少诊疗费用。


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在呼吁,医院之间实行电子病历共享。部分医联体内也实现了医疗机构间的互联互通和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及信息共享。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医疗”在做便民加法上,大有可深挖的余地。而随着电子健康卡二维码的功能进一步健全,容量持续增大,这不仅能够成为门诊病历的载体,还可收纳住院病历,使电子病历共享更彻底地走进现实。


不过,与便捷如影随形的是信息安全问题。电子健康卡二维码越容易扫描和读取,患者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也越大。因而,既要为诊疗修宽信息大道,更须筑高安全防火墙,如此方能消除“扫码看病”带来的安全顾虑。


说到底,“一码看病”能提高就医效率,也能带来巨大的便捷性。可以想见,只要在把握好风控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其功能,其推广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背景阅读:

互联网医疗,是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疗,代表了医疗行业新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平衡和人们日益增加的健康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卫生部积极引导和支持的医疗发展模式。

截至2019年5月8日,已有158家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行业发展态势良好 。

关于“互联网+”,“互联网+”热风劲吹,传统医疗行业也站到了风口上。借助互联网连接、智能的特性,移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软件层出不穷,并因其随时随地可使用,能够解决挂号、咨询等就医难题,受到人们的欢迎。最近《人民日报》刊出系列报道,结合越来越多患者通过互联网挂号、交费、咨询、查看报告等现象,就“互联网+医疗”的特点、现状和走向进行深入分析。

《人民日报》的系列报道,展示了当下“互联网+医疗”兴起发展的生动场景。作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新生事物,“互联网+医疗”引起了医疗界、管理部门和舆论的高度关切。前不久,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医生通过网络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不能开展医疗诊治工作。这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卫计委对“互联网医疗”的明确禁止,并引来一些网友和媒体的吐槽,被认为是在阻挡新生事物,扼杀互联网时代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进行的探索。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提升实体经济和公共服务的创新力和覆盖力。现在,人们相信“互联网+”可以搭配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只要与互联网有机相“加”,就能够产生新的变化,开拓出崭新的巨大空间,比如教育和互联网相“加”发展起了远程教育,金融和互联网相“加”结出了互联网金融之果,等等。然而,这一模式不能简单运用于医疗诊治,至少在目前国情条件下,“互联网+医疗”不能理解为医疗诊治和互联网的简单相“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互联网医疗”。

严格说来,卫计委对“互联网医疗”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2014年8月29日,卫计委出台《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包括医生和医生之间)进行的远程医疗服务作出了具体的规范。可见,卫计委只是禁止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的医疗诊治,其他如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对医疗机构(医生)进行医疗指导、学习交流,以及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回答患者的询问,就健康问题给出咨询性意见(而不是就疾病问题进行诊疗并给患者开出药方),都不在禁止之列。

要求“互联网+医疗”恪守“不能开展网上医疗诊治”的边界,严禁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有着很现实、理性的原因。医疗诊治针对人的疾病,直接触及人的身体,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贴近性,医生需要和患者面对面近距离接触,通过“望闻问切”并借助医学检查检测结果,才能对患者的病情做出科学的判断。互联网为人们远程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医生和患者进行远程交流,终究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近距离的交流,医生通过远程交流获得的关于患者的信息,无论如何也不如当面接触患者所了解的那样直接、切近和深入。医疗诊治活动的技术安全性与医患交流的“距离”密切相关,“距离”越小,技术安全性越高。医学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距离”和安全性之间的关系仍未有根本改变,出于最大限度降低医疗技术风险、保证医疗安全性的考虑,禁止医生向患者提供“联网医疗诊治”,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信互谅受到较大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医患冲突和恶性伤医事件。在传统医疗诊治机制下,医生和患者无障碍、近距离直接交流,尚且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可以想见,现在如果贸然放开“互联网医疗诊治”,客观上将使江湖游医、庸医恶医及各种医疗欺诈行为有更大平台,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和敌意情绪势必变本加厉,医疗诊治的风险将空前放大,安全性将大幅降低。从这个角度看,禁止医生向患者提供“互联网医疗诊治”,正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医疗“信任风险”,保证医疗行为的“信任安全”。

当然,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和业态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医疗”的格局和边界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变化。目前我国禁止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医疗诊治,这种态度将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不断完善,“互联网+”新形态在医疗服务领域渐成气候,“互联网医疗诊治”的一些环节有可能有条件地逐步合法化,成为传统医疗诊治活动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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